后疫情时代大学生体育旅游行为影响机制研究

【作者】 杨琦； 闫树人； 蔡岩桥； 张婷婷；

【机构】 洛阳师范学院； 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

【摘要】 研究目的:近年新冠疫情的发展态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体育旅游发展的最主要变量,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防控政策的转向必然是利好是体育、旅游等服务行业发展的,但"阳康"后运动的健康风险等问题仍对大众的心理造成负担。大学生是参加体育旅游的主要人群,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本文以S-O-R为理论框架,结合计划行为理论,尝试加入新变量风险感知和网络直播环境,构建后疫情时代大学生体育旅游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和假说,理清其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并针对性地提出有效建议,对促进我国体育旅游产业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进行。首先,问卷设计参考了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并邀请体育旅游相关专家对问卷进行评估。问卷第一部分是研究介绍及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主要用来测量各变量的题目。采用Likert五级量表,1-5依次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其次,通过预调查对量表进行修订和完善,最终确定正式问卷。然后,通过问卷星(https://www.wjx.cn/)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整群抽样法于2022年12月,在5所普通高校中发放问卷共550份,剔除大量重复等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样本504份,有效率91.64%。最后,采用SPSS24.0及插件PROCESS v3.3和AMOS24.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实证分析:首先,量表的信、效度分析。各变量的Crobach’sα系数介于0.842到0.947之间,组合信度(CR)在0.847到0.946之间,均高于0.7的标准。采用主轴因式分解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用最大方差法对数据进行正交旋转,删除了载荷系数低于0.5的题项后,提取出5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5.396%。利用Amos24.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修正后结果显示:CMIN/DF=2.654,GFI=0.899,NFI=0.931,IFI=0.956,TLI=0.948,CFI=0.956,RMR=0.049,RMSEA=0.057,拟合适配度良好,说明结构效度良好。各个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AVE在0.5以上,且组合信度CR值均在0.7以上,说明聚敛效度理想。各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小于该潜变量的AVE平方根,说明各潜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较好。然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来检验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构建出大学生体育旅游参与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经过MI修正后所得指标均达到良好的拟合标准:CMIN/DF=2.446,GFI=0.912,NFI=0.939,IFI=0.963,TLI=0.955,CFI=0.963,RMR=0.044,RMSEA=0.054。从体育旅游刺激因素来看,知觉行为控制对参与态度(β=0.225,p<0.01)、实际行为(β=0.175,p<0.05)具有显著影响;对行为意向(β=0.098,p>0.05)的影响不显著。主观规范对参与态度(β=0.206,p<0.01)、实际行为(β=0.228,p<0.01)的影响显著;对行为意向(β=0.115,p>0.05)的影响不显著。风险感知对参与态度(β=-0.254,p<0.001)、行为意向(β=-0.155,p<0.001)、实际行为(β=-0.157,p<0.01)的影响显著。网络直播环境对参与态度(β=0.176,p<0.001)的影响显著;对行为意向(β=0.032,p>0.05)、实际行为(β=-0.101,p>0.05)的影响不显著。从体育旅游机体因素来看,参与态度对行为意向(β=0.620,p<0.001)的影响显著。从体育旅游反应因素来看,行为意向对实际行为(β=0.234,p<0.001)具的影响显著。其次,进一步研究参与态度和行为意向在体育旅游刺激因素与实际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验证,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进行95%的置信区间估计。知觉行为控制到实际行为路径,参与态度和行为意向的中介效应显著,行为意向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总中介效应占比23.91%,直接效应占比76.09%。说明直接效应起到核心主导作用。主观规范到实际行为路径,参与态度和行为意向的中介效应显著,行为意向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总中介效应占比20.00%。直接效应占比80.00%,说明直接效应起到核心主导作用。风险感知到实际行为路径,参与态度和行为意向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比为68.26%,说明直接效应起到核心主导作用,但是中介效应仍不可忽视。最后,采用Hayes(2012)编制的SPSS插件PROCESS中的Model83,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将网络直播环境放入模型后,风险感知与网络环境的乘积项对参与态度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098,t=3.7277,p<0.001),说明网络直播环境能够在风险感知对参与态度中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通过简单斜率分析揭示网络直播环境的具体调节作用,网络直播环境较低(M-1SD)的被试者,风险感知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simple slope=-0.4208,t=-7.8336,p<0.001);而网络直播环境较高(M+1SD)的被试者,风险感知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但其预测作用较小(simple slope=-0.1758,t=-3.7152,p<0.001),表明随着网络环境的提高,使风险感知对参与态度的预测作用呈逐渐降低趋势。研究结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大学生参与体育旅游呈现"有心无行"态势。(2)在环境与行为之间,外部刺激转化为内在心理的过程,能有效解释大学生对体育旅游的行为意愿。(3)大学生参与体育旅游的影响机制复杂,其行为意向和主观规范是主导因素,知觉行为控制是辅助因素,风险感知是阻碍因素。(4)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中,网络直播环境能够对"风险感知—参与态度—行为意向—实际行为"起显著的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结果,针对我国现阶段体育旅游可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1)减轻大众对健康风险的担忧,促进体育旅游参与行为。(2)体育旅游企业和消费者自身两手抓,优化体育旅游消费者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3)稳定参与态度和行为意愿,针对性拉动体育旅游市场需求。(4)建立完善的体育旅游保障制度,强化体育旅游网络直播环境,降低游客风险感知。更多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