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与治理：风险社会视阈下的疫情与奥林匹克运动

【作者】 闫伟华； 孙葆丽；

【机构】 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体育大学冬奥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 研究目的: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疫情")席卷全球,并影响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外体育学界从不同角度探讨疫情与体育的关系、后疫情时代体育发展等问题,然而从风险社会学视阈解读这些问题的成果还比较少。研究透过风险社会学理解疫情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探索后疫情时代如何更好地开展奥林匹克运动,从而实现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运用文献资料法,从风险社会学理论出发,揭示风险社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关系;辅以专家访谈法和逻辑分析法,探讨风险社会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并提出治理风险路径。研究结果:意识形态的理性转向和生产技术的工业化转向孕育出了人类社会的现代性。然而人类对生产扩张的追逐没有尽头,现代性在给人类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存在风险和弊端。风险社会学就是从这个角度解释现代社会的。全球化是风险社会的主要背景,并影响风险的性质。在前现代社会中,风险有一定的地域性,其影响是线性的、结果容易计算。相反,如今新冠病毒随着生产要素的大范围流动在全球快速蔓延,全世界均遭到浩劫。此外,当今社会原子化、碎片化趋势明显,风险充斥于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贝克和吉登斯将现代性分为第一现代性和反身性现代性两个阶段,前者暗喻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后者则意指前者"副作用"显现的时代,即风险社会的到来。相比前现代社会,如今风险更加隐秘、取决于人的决定和技术。这种划分类似鲍曼固态现代性和液态现代性的划分:在固态现代性社会阶段,结构安排和秩序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确定性;然而在液态阶段,打破规则的束缚、权力下放、对新自由主义的推崇等导致世界呈现流动性,即偶然性、不稳定性增加。奥林匹克运动与风险社会同根同源、相随相伴、并将长期共存。首先,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工业化等是两者产生的共同根源。其次,战争与冲突、恐怖袭击、环境问题、卫生安全等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相随相伴。第三,随着现代社会风险的增加,奥林匹克运动将会与风险社会长期共存,其应对风险的能力将决定自身的兴衰,因而风险社会的相关研究将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存续具有重要价值。风险产生具有内源性与突发性特点,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是,人为决策等因素或导致次生危机;风险产生非常突然、并会快速蔓延,考验国际奥委会对风险的敏感性、反应性和准备性。风险秩序特征为平面化与平等性,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是,暴露于风险的机会方面人人均等,从国家领导人、体育官员到体育迷、普通游客,不同阶级、国籍、民族的人们都有相同的概率受到病毒侵袭,因而东京奥运会不得不延期举行。风险后果特征为扩大化与关联性,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是,一些政客利用奥运会的宏大舞台吸引世界目光,将体育政治化,这种关联性和扩大化的危害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多米诺效应往往比疫情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风险影响的重大性与型塑性,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是,疫情重塑人们对于申办和筹办奥运会的认知,如申办程序和筹办内容等将会深刻调整以适应风险社会。研究结论:风险社会理论在治理风险方面给我们启发。首先,在风险意识维度做好风险识别,为可能产生的风险做好准备。风险社会学的共识是:1%的风险程度决定了99%的科学决策。需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重视和防范任何微小的风险,避免其发展为影响奥运会的阿克琉斯之踵。其次,风险秩序具有平面化与平等性特点,疫情下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因此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加强主体合作,这也是巴赫主席在国际奥委会137次全会提出"together"的意义。横向上国际奥委会要与其他政府间与非政府间组织协调一致、有机团结。例如与世卫组织等专业机构密切协调,发挥"专家系统"和"社会信任"的作用,从而科学、高效地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同时要正确处理与奥运会主办国的关系并考虑其诉求。纵向上国际奥委会主要在奥林匹克大家庭内广泛动员、赋能赋权。坚持以奥林匹克三大支柱为主干的奥林匹克大家庭内部高度团结,通过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帮助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奥运会组委会共克时艰;强调奥林匹克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应对风险,筑牢防控疫情的万里长城。第三,社会风险后果危害性大、关联性强,要在制度建设层面加强风险应对。风险社会呼唤人文关怀、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加强卫生职能建设,完善奥运会卫生风险防范长效机制;坚持奥运"瘦身"、简化申奥流程使奥运会更适应风险社会;总结奥林匹克商业运作经验,优化收益结构、夯实抵御风险能力;开发专项险种,探索补偿机制。第四,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合理分配风险。坚持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将风险防控关口前移、避免风险代际分配不公,对冲风险影响的重大性与型塑性,从而使全球人民能够世世代代享受到奥运会的激情,接受奥林匹克精神的洗礼。更多还原